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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第二中医医院 2020-07-20 23:33:21 作者: 来源:
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中医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让中医药防疫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其实在中国古代，就有一批批的大医，在大疫中挺身而出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。
张仲景在救疫中悟《伤寒杂病论》
东汉末年，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。
当时，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，10年间死亡了2/3，其中因“伤寒”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。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，积极救疫，后来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，提出相应治法，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。更为激励后人的是，他强调医生要有“上以济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”的担当精神，在研究医学中贯彻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的严谨态度，因此被后世尊称为“医圣”。
孙思邈收治传染病麻风患者
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《大医精诚》，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，其中要求医生要“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，在救治病人时“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”。他本人躬行实践，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。他还提出“天地有斯瘴疠，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”的防治思想，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，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，有“药王”之称。
李杲的脾胃学说在救疫中诞生
1232年，蒙古军队围攻汴京，金兵死守数月，发生大疫。《金史》记载：“汴京大疫，凡五十日，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。”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，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。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，创立了脾胃学说，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，令“正气存内”以抵御病邪，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。对于急性瘟疫，李杲创制的“普济消毒饮”活人甚众，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。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，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。
罗汝兰大战鼠疫
明清时期，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，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。例如吴又可的达原饮、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、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、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。
1893~1894年，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、香港，此后数年连续不断。在疫延初期，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他毅然亲入疫区，反复观察病情，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，采用特殊给药法，形成了有效治法。但第二年疫情复炽，再用原方竟然无效，罗汝兰再次实践，发现疫毒更重，于是全方加倍用量，最后“尚救九成有余”。他将成功经验写入《鼠疫汇编》一书，广泛传播，各地医生仿效应用。
面对各种瘟疫，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，不避艰险，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，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，但与此同时，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。
像清代著名医家罗汝兰，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，仍无法阻止鼠疫流行。《申报》记载，仅在1894年，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，加上后来疫情10年间死亡近20万人。而同在1894年，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，严格实行交通检疫，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，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。这时医学界刚刚发现鼠疫病原，尚无有效治法，香港主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。这说明，在烈性传染病面前，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，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。
近代开始，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，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，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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